台湾师范大学助理教授阮功松博士专题讲座成功举办

2024年4月19日，由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治理-战略-思想史”青年工作坊系列讲座第20讲在同济大学衷和楼1802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讲座邀请台湾师范大学助理教授阮功松（Nguyen Cong Tung）博士做题为“越中两国的关系性权力分析”的主题演讲。讲座由华体会官方网站副院长钟振明教授主持，台湾大学讲座教授石之瑜，华体会官方网站徐红教授、仇华飞教授、王传兴教授、刘笑阳副教授及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部分硕博研究生等参加了此次讲座。

阮功松博士首先以东南亚国家的民意调查为引，向现场听众提出了如下疑惑：尽管越南多数民众对中国的影响力持怀疑态度，为什么越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与中方的关系，并在治国理政方面不断学习和模仿中国。其次，为什么越南在强化与美国的合作或提升越美关系前，尽管在没有来自中国的强迫或威胁的情况下，仍会积极主动且自愿与中国接触。

基于上述疑问，阮功松博士提出了本次讲座的研究问题：首先，尽管越中双方的南海争端未解，且越南领导层对于中国仍抱有一定怀疑态度，为什么越南总是愿意对中国表示尊敬？其次，为什么中国得以成功地维持其对越南的影响力，而无需对越方使用明显的强迫或威胁？最后，在软权力与硬权力皆无法精准地解释越中关系的本质的时候，是否存在其他可能性？

阮功松博士回顾了权力作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关键概念。他认为，权力分析有两种主要切入点：在权力的要素层面，权力被视为国家资源或者一种国家所有的资产，包括有形的资源如经济和军事资源，以及非有形的资源如文化、意识形态、制度等。在权力的作用关系层面，阮功松博士援引约瑟夫·奈的观点，提出影响他者的行为有三种，包括强制、诱导以及吸引，认为权力即是拥有者（A）有强烈的动机或目的去主动影响他者（B）的行为。

他进而提出，关系性权力的路径将权力视为一种实际或潜在的关系，而关系性权力的解释具有更加动态的特点，因为A的权力本身只是一个给定的，但A与B、C等行为者的关系各异，导致其权力的展现有所不同。在关系层面，A可能并无意影响B的行为，但A与B之间存在的关系潜移默化地影响两者行为。阮功松指出，关系性权力源于儒家文化圈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强调两个国家互动是相互补充而非排斥的过程，因此双边关系必须是非冲突性的，并具有互补性质。关系性权力与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模型有所差异是因为，关系中的非对称并不总是使一方对另一方具有绝对的权力。双方受到相互义务的限制，并在双边关系中行使着一种“自我限制”。双方尤其是较强的一方倾向于追求塑造声誉，而不仅仅是追求即刻的物质利益。有时候较弱的一方甚至具有更强大的权力，因为较强的一方不断追求声誉，使其更容易陷入一种焦虑感。

在此基础上，阮功松博士对关系性权力提出三个命题，包括：一、关系性权力更强调非物质因素，如稳定和声誉。对于双方而言，双边关系的长期稳定至关重要，可促进各自其他长远的物质利益的实现；二、关系性权力是互相构成的，而非单一行为体所拥有。双方在双边关系中通过不断学习和理解对方的底线、期望和需求，并平衡彼此的期待（balance of expectation），届时才能确保稳定；三、关系性权力在双边关系中产生一种预防性效益（preemptive effect），包括自我克制和优先排序。

阮功松博士进一步从关系型权力角度分析了中越关系。首先，他认为，追求长期稳定是中越两国共同追求的首要目标，尽管两国因对彼此的非对称认知而导致双边采取了不同策略。一方面，在非对称的关系模式下，对强国的“过度关注”会造成系统性的错误知觉，导致决策失误与错误归因，例如越南更加关注中越之间的“小局”即具体的事务，一定程度上视南海领土争端为越中关系的全部。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区域的主导力量，强调整个亚洲地区的稳定对本国的重要性。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越南《人民报》发表文章指出，“亚洲地区的未来，掌握在亚洲人民自己手中。”阮功松博士认为，追求双边关系的稳定有助于解决中越之间现有的领土争端，避免冲突蔓延到其他领域。

其次，互相寻求平衡彼此的期待。中越双方对彼此的关注度存在差异，因此对于彼此的期望也有所不同。阮功松博士认为，越南在大部分时间内设法满足中国的期望，包括及时表达对于中国主导倡议的支持、欢迎和认可，例如越南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表态与实质性参与。与此同时，越南坚持向中国传达一如既往的保证信号，承诺即使将来与美国的关系强化，中国始终是越南的首要优先。与此同时，越南最关注的是中国对其自主权和主权的承认，期待中国对越南的义务，以及中国遵守双方所达成的协议与承诺。但在特定的议题上，越南对中国存在过激反应以引起中国的关注。当双方对彼此的期望产生误解与失衡时，时常导致冲突的可能。反之，当彼此的期待达到均衡时，关系则呈现稳定态势。

最后，双边互动产生预防性效应。阮功松博士指出，中越关系的稳定是基于彼此的自我克制，即淡化冲突或低调解决冲突以免损害双边稳定。一方面，中国通过避免对与越南施加更多压力或强迫，以展现自我克制。另一方面，在抗议中国作为的同时，越南尽量维护中国的声誉以避免紧张局势的升级，并避免被贴上越美关系强化是为了围堵中国的标签。他认为，这样一种优先排序效应对于越南的影响更为明显，对中国的影响则比较局部。一方面，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越关系，把越南视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另一方面，越南则称中国为其整体对外政策的第一优先和战略选择。在处理与中国、美国的关系上，越南总是先稳定与中国的关系，为其发展与美西方关系腾出空间。

在交流环节，阮功松博士与讲座参与者围绕关系性权力、中越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钟振明副院长对阮功松博士所做的精彩演讲表示衷心感谢，指出中越两国及人民在上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有着丰富的交往经历，近代以来更有合力抗击殖民入侵的共情记忆，尽管两国关系曾因领土和海洋争端问题有过波折，但新时代的中越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双方也在一些争端问题上展现了较为明显的耐心、期待和克制，而阮功松博士从关系性权力角度所做的分析，给了大家很多有益启示。他最后表示，在疫情后时代，同济大学“治理-战略-思想史”青年工作坊将持续邀请海内外青年才俊，聚焦“治理、战略和思想史”议题，围绕前沿学术问题展开专题研讨。